从鸿利达精密装备(中山)有限公司二楼的露天平台，可以一眼望见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（下称“深中通道”）蜿蜒在半空中的桥身。

　　7月3日傍晚，经济观察报记者在现场通过电子地图实测发现，以该公司正门为起点，至中山翠亨东收费站（深中通道入口）位置的距离约为2.5公里、车程约为5分钟。

　　当天，鸿利达集团（下称“鸿利达”）总裁特别助理梁秉然在接受采访时称，大约十年前，公司在中山选址时，没想到会有深中通道，更没想到这一恢弘的“超级工程”最终会落到家门口。

　　当时的鸿利达需要扩大产能，但其所处的模具、塑胶制品制造已经很难在深圳找到适合的发展土地。他们需要在珠三角城市中找到可长远发展的地块，自建工厂。

　　6月30日，深中通道宣布开通试运营。这一连接珠江口东西kaiyun网页版 kaiyun入口两岸的战略性通道，建设时间跨越七年，不仅将深圳至中山的车程由原本的2小时缩短至30分钟，也让社会各界对其将给深圳、中山乃至珠江口两岸带来的经济影响充满遐想。

　　鸿利达直接感受到了深中通道带来的变化。“对我们来说，这几乎是往返深圳、中山最好的方案，两座城市的车程从150公里直接压缩到67公里，足足少了80公里。”梁秉然自己从深圳到中山的单程通勤时间也从2小时缩短为50分钟，比当初深中通道规划公布时他的预期还要快约半小时，“几乎同城化了”。

　　而这条大桥给鸿利达带来的直接利好，是每年能降低60万至70万元的交通成本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过去36年间，从低端产业到高端制造，鸿利达的生产基地从香港到深圳再到中山，从中国到东南亚再到东欧和美洲，更是一段深圳制造企业转移与重塑的“奇幻漂流”。

　　鸿利达提供的资料显示，1988年，鸿利达模具有限公司在香港创办。1993年，该公司在深圳设立首个营运基地。2023年，鸿利达位于中山的2家工厂获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专家团评审认可，已达工业4.0标准。此外，鸿利达模具（深圳）有限公司也获认定为广东省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

　　2008年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在《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》中提出了“双转移战略”（又称“腾笼换鸟”），其中包括在遵循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客观规律的基础上，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。同时，珠三角地区则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。

　　2012年9月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记录的几组数据反映了“腾笼换鸟”政策的剧烈影响：至2011年底，珠三角近3年累计淘汰关停企业72201家，平均投资额83万元。以佛山“中国建陶第一镇”南庄为例，2006年当地陶瓷行业产值是117亿元，企业75家；2010年陶瓷企业降至13家，但产值升级至128亿元。

　　也是在2012年左右，鸿利达深圳基地的产能开始饱和。梁秉然说那期间，鸿利达一直在深圳周边城市寻找适合的新场地。总体而言，珠江两岸中间隔着伶仃洋，东岸产业链基础条件更好，但对公司来说，西岸的经济压力较小。

　　2013年10月，梁秉然参加了香港工业总会组织的一场中山考察团活动，当时（中山市）翠亨新区刚刚成立，周围基本还是鱼塘、香蕉地。但他感觉接待的人很专业，整个交流过程也很流畅。

　　梁秉然说：“（中山）对接我们的服务单位还特意拜访了深圳基地，深入了解我们的想法，给了很多建议和解决方案，这一点我们感触还是比较深刻的。”当时鸿利达管理层评估认为，中山在香港人心中属于比较宜居的城市，就地理位置而言，距离香港坐船大约1个半小时，去广州、深圳等周围机场的距离也差不多。“2014年（我们）就买了地，2015年先在附近租了一个厂房，鼓励深圳一批骨干员工过来做先头部队，培训技术工人，因为想到新工厂的环境没有那么容易快速解决人员问题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”梁秉然说，他们就是这样完成了中山基地竣工前的两年过渡期。

　　差不多在同一时间，梁秉然感觉上下游的合作伙伴也有相似的转移动作，“（转移到）江门、中山、珠海、（佛山）顺德，（具体）和各地的产业链也有关系”。

　　这种感受并非错觉。2022年9月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旗下研究机构发布的《深圳市制造业迁移全景报告》（下称《报告》）对过去十年深圳市制造业发展变迁态势进行了总结。《报告》指出，珠三角地区是深圳市制造业企业外迁的主要承接地。其中，在整体迁移方面，81.4%的企业迁往中山市、东莞市和广州市；在局部迁移方面，87%的企业迁往东莞市、惠州市和珠海市。

　　2013年以后，翠亨新区的发展规划也曾发生过变化，但总体的发展方向仍是高端制造业。“他们在投资强度、税收方面有经济指标，我们也有这样的发展需求，双方还是能达成共识，当然初期的压力还是不小。”梁秉然说每年年底，鸿利达与中山当地政府达成考核协议，目前考核周期已完成、通过。“2015年至2016年，深圳到中山最头痛的问题应该还是交通。”梁秉然称。最开始两地往返主要依靠虎门大桥，单程约2到3小时，南沙大桥开通后，通勤有所改善，再后来，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，通行更加便捷。“深中通道太厉害了。”梁秉然多次感叹。深中通道管理中心的监测数据也显示，截至7月7日下午3时，深中通道开通后首周总车流量超过72万车次，日均车流量超10万车次。这一数据超过南沙大桥等珠江主要跨江通道开通时期的车流量。

　　从深圳基地到中山基地，鸿利达的规模也在迅速扩大。鸿利达提供的资料显示，2017年该公司中山基地第一期投入使用；2019年第二期也投入使用，合计厂房面积72000平方米（深圳基地厂房面积28000平方米）。目前，深圳基地员工规模为400名，中山基地员工规模为1300名。

　　梁秉然说：“（中山基地）第一期搬进来以后，我们开始真正将深圳的项目转移过来，人员紧张的问题也随之出现，我们就加大了自动化设备的投入，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。”尽管在过渡期就组建了团队，但不足100人的队伍显然无法应对中山基地的运营规模，他们还是要多渠道解决人才问题，如鼓励人员从深圳调职、招聘应届毕业生进行培养、用机器换人等。

　　这场如今看来对鸿利达至关重要的智能化改革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鸿利达深圳基地与中山基地的关系。

　　前述《报告》曾指出，深圳市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突出，逐步形成深圳市与周边城市“总部+生产”的发展格局。为扩充产能，深圳市制造业企业的迁移，基本都落在深圳市的辐射半径范围内，与总部关系紧密。

　　但梁秉然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说法。他以公司在深圳和中山的发展模式为例，认为两者并不是单纯“深圳研发+中山制造”的关系。深圳基地主要承接当地优势产业的制造订单，包括3C及智能技术零组件业务。中山基地担任了集团创新研发、重大项目和生产运营总部的角色。“研发团队一般会跟着项目走，没有绝对的划分，深圳和中山有各自的优势，比如一些改革管理、新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的试验，中山有场地优势。”梁秉然称，2018年公司智能化改革项目正式启动时，管理层也是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对未来的投入回报没有太大把握。

　　“当时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给我们做前期辅导，我们选择在中山先做小范围的试验，如先选择一条生产线、一个生产车间试点，效果好再做推广。在前几年，这个过程很难，公司的管理理念、团队的组建变化都很大。”梁秉然说，中山基地智能化改革试验成功后，他们才将整套方案复制到深圳基地。

　　“2018年以来，我们的人员规模变化不大，但公司业务量增长超过一倍。”梁秉然称，去年他也看到很多同行遭遇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，“不能说有预期，但前几年（我们）一直没有停下来，不断地给客户提供新方案、新技术。”

　　最近几年，梁秉然还感受到深圳政府对制造企业的支持力度在加大，“2020年之前，我们深圳基地所在的周边旧改项目放缓了，政府也在持续协助做设备更新等升级转型工作”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作为一家以出口业务为主的外贸企业，鸿利达不仅要应对国内产业格局的变化，还要面对国际市场的挑战。

　　2019年以来，和许多外贸企业一样，鸿利达也曾收到国外客户“设立中国以外工厂”的信号。同年，鸿利达在考察完东南亚市场后认为，在东盟国家中，他们的模具和成型工艺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，最终决定将首家海外公司和实习基地落子马来西亚。

　　2020年，鸿利达槟城基地竣工并投入使用，厂房面积7000平方米，员工规模150名，中山的运作模式也被直接复制到了马来西亚工厂。在与国外客户达成共识的情况下，他们还启动了东欧和美洲项目的前期考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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